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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1976年初，长江边的寒气还没完全褪去，武汉军区机关的大楼里却已经在讨论一个颇为现实的问题：如果真打起仗来，排长能不能带得动兵，基层能不能顶得住第一波冲击。这个问题，说大不大，说小却也不小，因为一支军队的战斗力，往往最先体现在排、连这样的最基层单位上。

　　这一年，对于武汉军区来说，是调整和恢复秩序的关键阶段。上一年，也就是1975年，已经六十出头的杨秀山重新回到武汉军区副司令员岗位，上任后，他把主要精力几乎都压在“军事训练”四个字上。很快，他就敏锐地发现，表面上部队天天在练，喊口号、跑队列、打靶子，一样不少，可真要往“能不能打仗、打得好不好”上去掂量，问题不少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引发他下定决心“非得好好抓抓基层干部”这股劲的，并不是一场大规模的演习，而是一次看似普通的紧急集合检查。那天夜里，军区一声令下，多个团连队同步拉响紧急集合号。战士们穿衣、背枪、集合，动作确实很快，可队伍刚一离开营区，各种混乱、暴露、疏忽就纷纷冒出来了。

　　照明弹在空中炸开，道路亮得刺眼，部队照走不误；需要伪装的地方毫无掩护；该分散时还挤成一团。对基层指挥员来说，这些环节本该是最基本的常识，可在实地检验中，很多人一时竟拿不出合理的处置办法。杨秀山看在眼里，心里很清楚：问题不在战士“笨”，而在排、连一级的指挥员军事素养偏低，缺乏系统训练。

　　他后来多次在内部会上强调一句话：“光靠号召不行，必须从源头上把基层干部的军事素质提上去，排长过硬，班排才靠得住。”话说得不算多，却点中了要害。

　　1975年底到1976年间，杨秀山几乎跑遍了武汉军区所辖的成建制部队。每到一处，他都盯着同一个切入点：训练到底实不实、能不能打仗。在某个团的训练场上，他看到的一幕，让他当场发了火。

　　那天安排的是“打坦克训练”。场地中央堆着个土堆，上面横插一根木棍，权当“坦克炮筒”。战士们手里拿着木棒，当成“爆破筒”，往土堆上一放，就算完成了炸“坦克”的动作。远远看去，更像孩子们在野地里玩扮家家，表面热热闹闹，细看却漏洞百出。

　　杨秀山冷着脸，话说得很重：“真要是敌人坦克这样躺在那儿不动，等着你慢慢跑过去放‘炸弹’，那打仗还要啥本事？这不是在练兵，是在玩。”现场军官知道他脾气，没人敢顶嘴，只能低头记在本子上。

　　训练还没结束，后面的“行军打仗”科目又暴露出一串问题。模拟“敌机”投下照明弹，把前面的道路照得一清二楚，队伍照旧成排往前挪，既不疏散，也没有组织任何防空动作。紧接着，“敌炮火拦阻射击”的背景一设定，指挥员干脆一声令下停住不动，像在等“炮声停了再说”。更离谱的是，炊事班居然把做饭地点选在高地，夜里火光直冒，好像生怕敌人看不见。

　　不得不说，这样的训练方式，在当时绝不是孤立现象。口号响，动作整齐，但一旦往实战一套，就显得单薄。杨秀山从训练场回到机关，心里越琢磨越觉得不能拖，再拖下去，战场上要吃大亏。

　　几个月后，他再次向军区党委提交了书面报告。报告里没有华丽辞藻，只有两层意思：一是当前军事训练存在的问题；二是解决思路——由军区军政干校专门办一个基层干部队，成规模地培养排长。说直白一点，就是专门办个“排长摇篮”，用系统化训练方式，把基层指挥员的短板补起来。

　　在军区党委常委会上，杨秀山把自己在部队调研时看到的问题，一件件摆出来。当着众人的面，他甚至说了一句颇为“压赌注”的话：“这所学校可以先试办一轮，成效怎样，用事实说话。如果教不出过得去的排长，这件事以后就没必要再提。”这番表态，既有决心，也等于给自己系上了一个“死结”。

　　那一阶段，武汉军区的主要领导——司令员、政委王平，都明确表态支持。两人都经历过解放战争、抗美援朝，对基层指挥员的作用有切身体会。对身边人说：“排长是顶在最前面的，排长不行，上面再厉害，下面也拖不起。”这番态度，为杨秀山接下来的工作，奠定了基本方向。

　　军区党委拍板同意后，一个很实际的问题随之摆上桌面：这所“培养排长”的基层干部队，到底怎么办、在哪里办、谁来教、又从哪儿选学员。1976年前后，部队调整任务多，单拿出一块地方、一些骨干搞教学，并不是轻松的事。

　　军区最后锁定了一个地点——信阳军政干校。这个地方并不陌生，它的历史可以往前追溯到1949年7月。当时，湖北军区军政干部学校在汉阳创办，校长由后来新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兼任。1951年，学校迁到河南信阳，更名为“中南军政大学第二分校”，专门培养营、团级干部，政治课、军事理论一应俱全。

　　到那个特殊年代，学校一度被撤销。1973年，又在调整中恢复重建，仍然名叫“武汉军区军政干校”。原本，它的主要任务是培训营、团干部，现在杨秀山的设想，是在原有基础上再加一块——增设基层干部队，把排长、连长作为重点培养对象。

　　办校的决定一定下来，具体工作就压到了杨秀山身上。场地、教员、器材，他都一一过问，甚至很多细节亲自盯。他找到军区司令部军训部长李良，直接下了一道硬任务：“十天之内，给我拿出一套基层干部队的完整教学训练计划。”语气干脆，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。

　　这套计划，可不是随便凑几门课那么简单。杨秀山对方向性问题给了明确框架。他特别强调一点：“军政课时比例，政治三成，军事七成。”这句话在当时非常关键。并不是说轻视政治工作，而是认为在保证政治素质的前提下，更要把真刀真枪的军事技能教扎实。排长不仅要会做思想工作，还必须会带兵打仗，会看地形，会用武器，会处理各种复杂情况。

　　与此同时，军区政治部干部部的负责人也被叫到了办公室，单独嘱咐选调学员的条件。要招谁来当学员？什么样的兵才有资格走进这个“排长班”？这些，杨秀山心里有一杆秤。

　　他给出的要求很清晰：调学对象必须政治思想可靠，文化程度在初中以上，年龄相对年轻，在连队里有发展前途的班、排长。“优秀”二字，放在最前面。换句话说，这不是招普通兵，而是从现役基层骨干里挑尖子，再集中起来系统培养。有人问过一个很直接的问题：“有没有可能从普通战士里挑一些潜力大的？”当时的原则比较稳妥，更侧重已经在班、排岗位上干得不错的人，只要政治、能力、年龄合适，就优先考虑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在向军区常委请示落实教学计划时，还出现了一个小插曲。那一次，军区司令员不在，杨秀山就把拟好的方案送到王平政委那里。他说：“王政委，细节你可以不一一去看，但指导思想和训练方针，一定得过你这一关。”王平看完标题和要点，只说了一句：“我相信你能办好。”整个文件没有被改一个字。对杨秀山来说，这既是信任，也是压力。

　　1976年之后，随着各项筹备工作推进，信阳军政干校的那块基层干部队训练区逐渐忙碌起来。从营房、教室到战术场，硬件条件一边建设，一边投入使用。对很多从连队选调来的班长、排长来说，这里既陌生又亲切——陌生的是环境和课程安排，亲切的是全部围绕“打仗”来设计。

　　杨秀山没有把自己摆在“只管方向”的位置上，而是隔一段时间就直接下到学校，既看训练，也出题“刁难”教官和学员。有时候，他悄无声息出现在射击场边，教官和学员一回头，才发现副司令员站在后面，比谁都认真。

　　一次在四零火箭筒训练场，他就当场提了个问题：“前方五百米，发现一辆横向运动的敌坦克，怎么处理？”教官想都没想，脱口而出：“打！”杨秀山接着问：“又出现一辆呢？”教官仍然回答：“接着打！”这样的回答，不难理解，出发点是“勇敢无畏”，但缺了关键的一条——武器性能。

　　杨秀山摇头，语气里带着一点责备，也带着提醒：“四零火箭筒有效射程四百米，你五百米的目标，靠什么打？”教官愣了一下，脸上有点发热。这个小小的问答，传开后很长时间都被当作一个“活教材”。它逼着不少教员重头去翻技术资料，把参数吃透，再来讲课。

　　从射击场出来，他又去了工兵技术训练场。一位工兵教官在讲地图判读，地图随手一挂，风一吹就晃来晃去，人站在下面，时不时得眯着眼睛辨认。有学员边听边皱眉，显得有些疲惫。杨秀山没有当场发火，而是先肯定教官辛苦，再点明问题：“精神头不够，地图又晃，大家看不清，效果肯定要打折扣。”几句点破，对方心里有数，后来调整很快。

　　他在战术训练场上看地形时，也总能提出一些实打实的改进意见。看到前面几个池塘，他随口一说：“这几块地方可以好好利用一下，伪装起来，既能当障碍，又能做伏击区。”听的人不禁点头。类似的细节，并不惊天动地，但说明他的思路始终围绕一个核心——训练要贴近实战，要让学员养成用战场眼光看地形、看装备、看行动路线的习惯。

　　在信阳步校一段时间里，杨秀山“要求严格”这几个字，慢慢在学员口中成了口头印象。有人私下里说：“他问的问题，比考试题还难。”但很少有人觉得这种严格是“为难人”。因为问完问题，他往往会把正确的想法讲透，让人知道错在哪里、该怎么改。有学员说得直接：“挨他问一回，比自己闷头看三天书管用。”

　　值得一提的是，这种严格不只是针对学员，更是针对教员。毕竟，教员的水平决定课堂的高度。教官在讲课时被当场追问，虽然有点“下不来台”，但换来的，是一批人对专业知识重新梳理，以后再站在讲台上就更有底气。

　　经过一段时间的紧张筹备和试训，1977年10月，武汉军区在信阳的这所步兵学校，正式以新面貌开学。那时，杨秀山已年近六十中段，却仍坚持隔一段时间就到学校走一圈，看看课堂听课，看看战术演练，重点盯住基层干部队的训练质量。

　　这批学员的构成很有代表性。大多是各团连里挑出来的班长、排长，年龄不大，但在部队摸爬滚打的时间不短。很多人此前已经有丰富的带班带排经验，在原单位算得上“骨干”，可一进课堂，却发现自己在一些理论和技术细节上还有不少盲区。有人悄悄感慨：“原来过去那点本事，更多靠的是经验，现在才算系统学。”

　　教学安排上，军政课程确实按“三七比例”执行。政治课讲党史、军史、作风纪律，也讲战时思想工作；军事课则覆盖战术、射击、工兵、通信、协同等多方面。课上讲原理，课下练动作，战术场上拉单元，有时几天连轴转。这样的节奏，强度不小，却让不少学员觉得“充实得紧”。

　　一年半的时间说长不长，说短也不短。到1978年初，第一批近五百名班长、排长，在严格的考核中陆续结业。他们回到部队后，很快被安排到关键岗位。有团里总结时打过一个比方：“这些人回来，像往班排的脑袋上安了套‘新齿轮’，运转明显顺当许多。”这话虽然有点形象化，却并非夸张。

　　1978年2月1日，下达命令，将“武汉军区军政干校”正式改名为“武汉军区步兵学校”。名义上的变化背后，是职能的进一步明晰：这所学校，从此在全军步兵教育体系中重新站稳了位置，不再只是临时搭起的“实用班”。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当其他军区还在紧张筹备步兵学校、设想如何开办基层干部培训队时，武汉军区的步兵学校已经提前走出了一步——基层干部队开训已有一年多。这种时间差，并非凭空而来，而是前几年反复调研、论证、推动的积累结果。说到底，是有人愿意提前将问题看清，并且付诸行动。

　　在很多参加过那一阶段训练的学员记忆中，有一个细节常被提起：杨秀山曾在一次谈话中说：“排长这根链条要是结实，仗就有底气打。你们回到连队，不光自己要会打仗，还要带着战士一起会打仗。”这句话不长，却被不少人写进笔记里，有人回到连队后还拿出来给战士们念。

　　回过头看，从1975年杨秀山“官复原职”重新回到武汉军区，到1978年步兵学校正式恢复、基层干部系统培养逐渐走上轨道，这三年多的时间，说不上惊心动魄，却极有分量。在那个阶段，国家和军队都处在调整和恢复期，很多事情需要一点一点理顺，部队训练自然也在其列。

　　在这种背景下，“什么条件的兵能被招进去”这句话，背后的含义不只是选拔标准的问题，更是一个军区在思考：怎样把有限的资源用在刀刃上，怎样通过一所学校、一批学员，把战斗力一点点夯实到班排这个最末端。

　　试想一下，当年那些在信阳步校战术场上趟过泥水、背着装备奔跑的年轻排长，再回到各自部队时，面对的可能是一连串实际难题：老一套训练观念怎么改，新装备怎么用，夜间行动如何防暴露，战士的思想怎么做工作。这些问题，没有哪一个能靠一两句口号解决。但经过系统训练的基层干部，对这些问题的敏感度、把握度，多少会有所不同。

　　遗憾的是，很多当年的具体训法细节，如今已经难以完全复原。能够确定的，是当时在信阳步校形成了一套较为讲究实效的训练思路：重心下沉，突出基层；理论与实践相结合，训练与指挥紧紧相扣；教员和学员同时被“拎出来”打磨，谁站在台上，谁就要对战场负责。

　　从这个意义上讲，1976年前后那一段围绕步兵学校、围绕排长培养所做的探索，既是对前期一些偏差的纠正，也是对未来部队建设的一种夯基。它没有惊人的口号，也缺少戏剧性的情节，却扎根在一件再朴素不过的事情上——让那些真正站在排头的指挥员，能带得了兵，打得了仗，担得起责任。